執業隨筆(六)-為永然法律事務所說幾句話
這幾天台灣媒體大幅報導日籍人士因安全帶問題，而重擊台灣計程車司機。連日來，多位知名人士在節目中討論這件事，許多來賓在痛責友寄隆輝荒唐，罔顧人命的行為時，再加碼指責其委任之律師竟敢發表聲明，以是非不分手法，逼被害人和解。許多人更以「台版威龍闖天關」來比喻委任律師，因而致使永然法律事務所拒絕該委任。
對於友寄隆輝應付出法律代價，及受到國人譴責，我並無太大的意見，畢竟在深夜台北街頭毆打司機在先，又遺棄傷重者，揚長而去在後，於法及道德上均應受到極大的譴責。可是對於友寄隆輝委任律師也受到許多網友及名嘴批評，這部分我認為可能係因為網友不了解律師行業性質而造成誤解。
我執業律師迄今，經常有人問我一個問題「你在為壞人辯護時，難道良心過得去嗎?」；我曾回家鄉，與長輩相遇時，其得知我在當律師，竟語重心長地告訴我「你應該去當檢察官，為我們鄉親來主持正義，怎麼可以當律師去幫壞人!」，對於上開的窘境我從一開始的無言以對，到現在已能應付自如。
如果以「威龍闖天關」宋世傑訟師的角色來理解律師，那律師這職業，似乎應該與「社會敗類」、「社會亂源」劃上等號，因為訟師「沒有合法的身份，不能公開完成自己的職責，只能在法律規制之下躲躲閃閃，暗中為人謀劃並收取報酬」。但是台灣繼受西方法制，將律師合法化，在解嚴開放十餘年來，大量設立法律系，理由為「法治國家，應儘量讓國人接近法律」，政府更進一步大幅增加律師錄取名額，用意在於讓更多法律專業人士為人民服務。
上開政府想法與民間想法的不同，其實反映出繼受西方法學文化時，與本身固有之傳統沿革衝突之問題。對此問題我無意探討。只是在現有法律制度中，律師的存在，對於保護法律精神、促進法制進步，具有重大貢獻。周星馳演員，除了精彩詮釋「威龍闖天關」宋世傑訟師外，也曾於「九品芝麻官」一劇中，將包龍星角色發揮到淋離盡致。在「九品芝麻官」片中，有人遭誣陷，甚至被刑求，九品芝麻小官到處陳情，終於得到聖眷，委派他翻案，劇情到最後，雖然大快人心，但如此一來當事人的權益，只能全繫於為官者的良心，而無法外求更有效的監督制度。現實生活中，亦有被告遭刑求而判處死刑，江國慶案即為一例。我國刑事制度的設計，賦予被告聘請律師的權益，即是在保護被告不受公權力的不當脅迫。在我們的律師倫理，當事人利益應最優先被考慮，如果知悉當事人有犯罪證據，身為律師並沒將證據交給檢察官的義務。
從上開的論述即可了解律師受被告委託，無論被告情形為何，都應自被告利益來作衡量。批評永然律師事務所的網友又提到「律師受委託沒有錯，但陪當事人開記者會，沒在法庭攻防，又是非不分，揚言要告被害人，連最基本是非觀念亦不存在」，這段話也有商榷餘地:
(一) 對於律師陪當事人開記者會一事，法務部曾提案修法，明令禁止律師將訟訴中相關資料作為非訴訟用途，違者將處刑責，但因爭議太大，後無下文。主因在於所謂「訴訟相關資料」難作定義，再者當事人或律師召開記者會之案件，常為社會注目案件，社會有權知悉部分案情。司法機關對於社會注目案件，亦會請專人統一對外發言。就同一案件，若限制律師開記者會，卻同意司法機關開記會，將造成「只許州官放火、不許百姓點燈」之譏。
(二) 再者，律師通常需站在當事人利益考量，當事人告知他身上也有傷，並有驗傷單為證時，律師當下判斷通常是「互毆」，所以雙方均有傷，基於當事人利益考量，告知當事人訴訟上可行使權利，即為律師責任。一位律師盡到法律服務責任，卻被攻擊成為「是非不分的魔鬼」，令人感到遺憾。
對於本文上開文字，一定會有人反駁「難道有權有勢的壞人才能受到法律及律師」，其實現在律師大幅增加錄取名額，法律服務更為平價化。甚至我國亦成立法律扶助基金會，提供弱勢民眾接近法律服務的機會，也成立受害者保護協會，讓受害者能得到法律救濟。上開保護弱勢機制，也是律師界全力推動及支持才得以健全運作。法律服務及律師服務，再也不是有錢有勢等人的專利。
有節目來賓表示如果不是媒體聲援，在律師的操弄下，可能加害者與被害人家屬已私下達成和解，加害者付錢了事，離境回日逍遙，事實真相無法釐清，公平正義何在!對於媒體幫助弱勢討回公道，我表達敬佩，不過在現今司法運作制度下，司法機關積極推動修復式司法，即「促成加害人與被害人和解」，律師基於職責，促成加害人與被害人和解，又何以遭譴責?所謂「事實真相」，在司法實務中，並不必然是最應被關心的事，重點反而是被害人的權益是否已受到合理的補償。我辦理過許多車禍案件，雙方說法南轅北轍，但是雙方如果達成和解，就事實經過，何人為肇事主因，法院及檢察官並不會太關心。該類案件，司法機關的處理也會「輕輕放下」。
或許在更久的未來，台灣人民能從內心接受這套移植於西方法律的制度時，才能更客觀的看待律師這個職業。